致刘欢——如果人生可以重来,你还会唱那首歌吗?
刘欢离世,圈内的老友纷纷撰文悼念,大家不约而同地回忆起他的豪饮能力,称之为“将军级别”,在与人畅饮的几瓶二锅头之后,仍能侃侃而谈巴赫和法语,面对镜头,他那沙哑而深情的嗓音让我立刻想起了他演唱的《从头再来》。歌词中提到:“心若在,梦就在,看成败,人生豪迈,只不过是从头再来。”一位身居酒桌文化名流的刘欢,毫不犹豫地鼓励一位在纺织厂辛勤工作了二十六年的下岗工人:面对被“买断工龄”后仅有的两万元,和生活困境中的瘫痪母亲及辍学孩子,刘欢用“只不过”简单地将重生的希望抛给他。然而,简单的“只不过”是什么呢?用仅仅受限于车工技能的双手去学习电脑?用微薄的两万块来交子女的学费和创业的摊位费?对于四十岁以上的女工来说,甚至连前往超市做收银员的机会都有可能被剔除,你告诉我如何“从头再来”?电视上不断播放公益广告,仿佛只要你不发牢骚、心态积极,梦想便可以实现,有个虚幻的“真爱”会送上一碗饭。然而,在春晚舞台上,黄宏嘶吼:“咱工人要替国家想——我不下岗谁下岗?”台下的掌声如雷,然而多少东北老工业区的家庭在看着年夜饭中的饺子,却咽下不去这份苦涩。
如果这句话真的对一位刚接到下岗通知的工人说出,恐怕结果很惨——这句话的本质是将施害者美化成英雄,把被掠夺的成果包装成奉献。它夺走了你大半生的平安,却教你为这个掠夺鼓掌致敬,最糟糕的是以笑脸拍拍你的肩膀,告诉你“一切都是光荣的”。这就是上世纪末文艺圈所交出的卷子:一边是刘欢用醇厚声音将现象性的苦痛简化为“个人心态问题”的灵魂鸡汤,暗示生活艰辛全因心不在、意志不坚;另一边则是小品舞台通过幽默,反映出时代的包袱,甚至连下岗的工人也能说:“我不下岗谁下岗”,显得多么开朗和乐观!然而背后,两千七百万下岗职工的真实生活境遇并不乐观:有人去摆串被城管驱逐,有的人骑三轮车冻出关节炎,有的人卖掉房子和血液供孩子上学,也有人女性工人陷入最底层的生活,更有不少人在冬夜悄然消失,而我们的主流文艺却忙着为他们“打气”,告诉他们痛苦可以是励志素材,借“豪迈”之词掩盖伤口。曾有人发出疑问:“让工人从头再来,你们怎么不从头再来?”那些唱《从头再来》的并未真的做到,演《打气》的也依旧蜗居在体制之中,评着职称,拿着津贴,登上春晚的舞台。
有人为《从头再来》辩护,认为它也能为人振奋,也许确实有个别小商贩翻身成功。但这并不改变一个硬事实:将系统性的不公替换为个人奋斗的命题,借悲壮旋律来掩盖深层的冤屈,正是对现实的美化。它并不鼓励你去质疑:“买断的标准是谁定的?国有资产去了哪里?为什么厂长发财而工人一无所有?”相反,它要你“看成败人生豪迈”,让愤怒在心中抑制,改为感恩与知足。至于“戏子”这一词是否刻薄?当文艺完全沦为安抚工具而非批判的利器,当创作者们让自己的声音成为时代话语的附和,那称他们为“戏子”未尝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认知。刘欢作为个体,他的才华与温度,让诸多事情显得复杂;或许他比任何人都明了那首歌背后的深意,因此在他的晚年很少提及。这首歌所承载的符号并不会因为演唱者的良好意愿而洗白:它成为了那个时代文艺俯瞰底层、掩盖矛盾与美化痛苦的经典案例。因此,除了缅怀“将军级的酒量”,更应铭记那些因为一句“从头再来”而被封口的、因“我不下岗谁下岗”而迷失的失落者——他们才是真正用生命重生的人。